哈尔科夫最早的书市10 张照片

哈尔科夫最早的书市

作为补充说明：1917年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图书行业的发展环境。印刷业的垄断控制、意识形态的专制统治、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过于具体的长期规划以及极其严厉的审查制度，构成了这一新环境的主要特征。

革命发生后的第三天，政府就颁布了《出版法令》，根据这项法令，那些最具反革命性质的出版物被关停。出于同样的目的，1918年1月成立了出版革命法庭。到1918年年中，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杂志和报纸都被关闭，它们的资产也被新政权接管。几乎所有革命前的出版公司和书店也都被收归国有并停止了运营。

1919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出版社开始运作。它的职责不仅包括出版各类文献，还负责实施审查制度、监督所有出版机构的活动，并调配所有的纸张和印刷资源。到了20年代，它已经成为不仅是国内，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机构。

在苏联政权建立的最初几个月里，书店仍然正常营业，但后来由于书籍供应不足，它们纷纷关闭了。当时，所有的印刷品基本上都是免费发放的。为了在普及图书的同时向民众进行宣传，人们还使用了各种流动式图书分发方式，比如宣传列车、宣传船只和宣传汽车等等。

20年代，图书出版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内战时期那些以传单、宣言和小册子为主的宣传材料，被内容更为丰富的出版物所取代。教学类、科学类和文学类的书籍——无论是经典作品还是苏联早期作家的作品——出版量都大大增加了，其中以政治和社会题材的文学作品最为常见。

看起来，在革命初期我国曾经存在的“图书匮乏”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然而，由于人们的购买力较低，越来越多出版的图书却找不到销路，从而导致库存积压的现象日益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探索新的图书推广方式：一些书店直接在工厂和企业内部设立分会店；在车间里开设无人值守的销售摊位；同时，工人信贷制度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此外，还出现了“书籍寄送服务”，即在企业和学校中免费向员工和学生提供图书。

书市成为了宣传图书的重要手段之一。第一个书市是在1927年5月5日，为庆祝苏联出版事业而举办的，地点位于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上。为了吸引顾客，人们组织了各种图书拍卖会、抽奖活动和知识竞赛。当时设置了上百个图书销售摊位，还有大量的二手书摊位。

同年，哈尔科夫也举办了首届书市，举办地点选在了大学山区的苏维埃广场。从那以后，这个书市逐渐成为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直到1931年，在同一广场开始进行未来“红军之家”大楼的重建工程之前，书市的举办地点一直没有改变。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杂志《全世界》每年都会刊登关于当地书市情况的简短报道并附上相关照片。阅读这些文章，我们就能感受到那些年代记者的工作是多么艰巨。

以下是一些这些报道的节选：

“……书市像一个巨大的三角形，蔓延在苏维埃广场的柏油路面上。各种出版社的展台紧密地排列在一起，而高高耸立的红色旗帜则迎风飘扬……

这个书市简直就是一个为‘文化与教育’这一第三战场准备的武器库……

那么读者们呢？他们的思想境界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扫盲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人们对图书和报纸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下午4点，夕阳西沉，暮春的阳光显得格外柔和。工厂的汽笛声和各种机构的铃声宣告了一天工作的结束，街道和广场上立刻挤满了人群……

每家出版社都有自己忠实的读者群，他们像一堵墙一样围在各自的展台周围。这些读者真是各种各样：有的穿着沾满机器油的蓝色工作服，有的是穿着略显破旧的春季服装、因为整天坐在办公桌前而显得有些驼背的职员；还有那些肩上背着包的农民……

也有一些特殊的顾客——所谓的‘书迷’，对他们来说，这个书市无疑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1928年，乌克兰出版界举办了一场为期两周的活动，这场活动以一场盛大的“图书狂欢节”作为高潮。

乌克兰的首都从未见过如此热闹、欢快的“印刷文字的节日”。儿童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如德福、儒勒·凡尔纳和梅因-里德——仿佛都在城市的街道上“复活”了。人们的喧闹声、笑声，以及汽车鸣笛声和乐队的演奏，为这场狂欢节的参与者和孩子们的观众们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

穿着乌克兰民族服装的年轻人纷纷朗诵着伊万·弗兰科、米哈伊尔·科丘宾斯基和塔拉斯·舍甫琴柯等作家的作品。

图书狂欢节的活动从书市开始，然后沿着鲁克塞姆堡广场和特韦列夫广场，经过利布克内希特街，最终延伸到了公共公园。

1929年的书市专门用来销售乌克兰苏维埃出版的书籍。

“……在乌克兰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书市：许多书的作者亲自站在摊位前向读者售卖他们的作品！成千上万的读者能够直接从作者手中买到他们想要的图书。数十位乌克兰文学界的著名人士，还有来自列宁格勒的来宾们，以及一群犹太作家，都卷起了袖子，以‘红色商人’的身份叫卖着自己的作品。就连那些在乌克兰作家展台上看不到其照片的作者，也参与了这次销售活动。由于提供了10%到70%的不等折扣，只要口袋里还有20到30戈比，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购买。可惜的是，由于各出版社带来的图书数量有限，这些‘商人’们很快就卖完了手中的货物。不过，乌克兰的作家们还是感到很开心，因为他们想到：毕竟，苏联的读者是认识他们的！” “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哪怕是在梦中，也永远不可能想象自己的作品能像无产阶级读者的书籍那样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体，”1930年书市报道的作者这样问道。

“图书在书店里已经不够卖了，人们纷纷来到广场上购买。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苏联政权建立的11年间，乌克兰出版的图书数量几乎是之前120年——从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涅阿斯纪》到十月革命这段时间——出版量的9倍。截至1930年1月，乌克兰共出版了6650种不同的书籍。那么报纸和杂志呢？目前乌克兰报纸的日发行量达到了450万份，有328种杂志在发行，其中278种是用乌克兰语出版的。

这些数字就是文化革命所取得成果的简要体现。”

最后，让我们引用著名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费定的一段话来作为总结吧：

“革命初期创办的书市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我在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基辅——都看到了这些图书盛会。它们在各地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吸引了大量新的读者群体，这些读者是从城市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筛选出来的。这种推广方式确实非常有效，因此作家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这样的活动。1930年5月30日，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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